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的改革。所謂“結構性改革”是指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所謂“供給管理”是指針對供給側問題而開展的管理。
與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給側改革（或供給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二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三是供給側改革強調制度的變革與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短期的政策調整。
我們以賣包子為例解釋一下什么叫供給側改革？
很多包子做出來了，但是賣不出去（通常說的內需不足或產能過剩）。于是，從需求側做文章，號召人們買包子，并促進包子外銷。但從效果看，人們買包子還是不踴躍，而且外銷也基本飽和了。這意味著在需求側做文章的空間已經不大。于是，目光轉到了供給側。一看供給側，問題來了。原來包子做的就有問題，好吃的包子很有限，無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堆。
這樣，新的思路就有了。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無法下咽的包子（即供給側改革，發展新興產業，提供適銷對路產品，去庫存，消滅過剩的產能）。這個思路對不對呢？當然對。但誰也沒想到的是，大量的好吃的包子做出來了，結果銷量還是沒增加多少，很多人還是不買這包子，而是弄兩個饅頭夾點咸菜就完了。
你們為什么不買包子吃饅頭？因為我們買不起，包子10塊錢一個，這一籠就100塊（夸張點，為了好算賬）。而饅頭5毛錢一個，兩個一塊錢就搞定了。嗯，看起來還是需求的問題。但需求的問題在哪呢？哦，對了，價格，價格，10塊一個包子實在是太貴了。于是，找到了老板：你的包子賣得這么貴，怎么行??？降降價，銷路不就上去了嗎？但沒想到，老板也是一肚子苦水：我也知道這包子貴啊，我也知道10塊錢一個包子人們買不起啊?？墒怯惺裁崔k法呢？這一個包子里，稅就占了5塊。原料面肉菜雖然不貴，可運費貴啊，每個包子物流的成本就合一塊錢，房租一塊錢，再加上人工還有其他的七七八八的費用，你知道我一個包子才賺多少錢嗎？兩毛錢！我怎么降這個價啊。
現在知道問題的癥結在哪里了吧？就在供給和需求的中間地帶。由于這個中間地帶的扭曲，就造成了我說的，企業生產什么什么不掙錢，消費者買什么什么貴的不得了。結論是什么？就是我前些天說的：只有疏通中間，才能打開兩側（供給與需求）。所謂中間地帶的問題，理解有兩個，一是政府稅收和社保繳費過高，讓企業無法生存；二是壟斷國企占有太多的社會資源而效率又太低，靠價格壟斷生存，抬高了整個社會的生產成本。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就是要：一則形成新主體，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企業、企業家、創業者等在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同時要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約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二則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三則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及時淘汰產能過剩和僵尸企業等，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
為什么要大力發展供給側改革？
理由之一：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益在遞減。2008 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后，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我們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等。這些政策確實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長效果，特別是在初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如四萬億投資推出后GDP 增速自2009 年一季度的6.5% 快速上升到2010 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應在遞減，雖然連續多次采取了穩增長措施，但GDP 增速自2010 年一季度達到12.1% 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蕩下行，直至2015 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轉下行趨勢。同時，出口從2008 年以前的動輒增長20% 以上，變成2014 年的增長6.1%，再到2015 年前10 個月的-2.5% ；投資增速也逐年下降，自2008 年前的20% 以上變成2014 年的15.7%，再到2015 年前10 個月的10.2% ；消費增速從2008 年的22.7%，變成2014 年的12%，再到2015 年前10 個月的10.6%。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沒有完全找對病根，沒有對癥下藥。中國經濟當前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問題，而非周期性問題。針對結構性問題，不能用解決周期性波動的需求管理政策去應對，而要采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化解。
理由之二：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遺癥越來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過政府投資和釋放流動性等手段，拉動“三駕馬車”來實現經濟增長，屬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高房價或資產價格泡沫、地方債務壓力加大、企業效益下降、影子銀行、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遺癥。鋼鐵、電解鋁、水泥、建材、造船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 左右，許多城市的房價已大大超過多數居民的承受力，2014 年中國債務占GDP 的比重達到了235.7%，個別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超過2% 的警戒線。這促使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出路。
理由之三：推進供給側改革與推進全面改革是吻合的。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幾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價格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生態制度改革等?？梢哉f，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相當于從“政府調控側”轉向“全面改革側”。而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改革也正是要推進這些改革，故推進供給側改革也就是落實三中全會精神，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
理由之四：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我們要追求的發展是綜合考慮資源和環境承載力、兼顧當代人和后代人權益的可持續發展?？沙掷m發展要求盡可能少地消耗資源能源、保護環境，而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資源能源、保護好環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以較少的資源能源投入獲得較高的產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是發動“三大發動機”，即推進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而推進供給側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發動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故推進供給側改革可以達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理由之五：供給與需求相互依存，但國內有效需求最終決定于各主體的供給能力。多年來，我們在擴大內需中主要采取了通過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增加政府的投資需求、通過提高工資或收入增加個人的消費需求、通過消費信貸和消費刺激政策擴大企業和個人的消費需求、通過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提高人們的消費預期等措施。所有這些措施確實是直接擴大國內有效需求的有效措施，但企業和個人有效需求的擴大最終是由其供給能力決定的。原因在于：雖然需求對供給有重大影響，但各種主體( 個人、企業等) 的各種有效需求都取決于其支付能力或購買能力，而支付能力或購買能力取決于其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取決于其生產率，而生產率又取決于其供給能力。因此，擴大內需的根本措施，是通過減稅而不是提高稅率，不斷提高企業和個人的有效供給能力或競爭力。
理由之六：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供給能力決定一國的競爭力。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提高一國國內企業和個人的供給能力更為重要，因為：如果一國國內企業和個人的供給能力提高了，即使國內需求沒有擴大，也會保持經濟增長，因為供給能力提高的企業和個人會開拓外需市場，滿足國外市場的需求，賺外國人的錢。反之，如果一國國內企業和個人的供給能力沒有提高，即使國內需求擴大了，也不一定帶來經濟增長，因為在國內企業和個人的供給能力沒有提高的情況下，擴大了的內需市場很可能會被國外的企業所占領。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下，主要不是內需，而是面向全球市場的供給能力，才是決定一國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內需不足可以開拓外需，外需總量一般不存在不足，只存在國內供給競爭力不夠和供給不適銷對路。若某種產品出現外需不足，則證明這種產品必須盡快淘汰。生產能力過剩，不能歸咎于需求不足，而應歸咎于生產能力沒有適應新的市場需要和對結構變化的不適應。